市场时代解放了个体的、感官的、物质的诉求，但这种诉求也可能是饥饿过后的饱食，很快产生新的不适。知识分子不可能都热衷于名利的追逐。强大的人文道德传统、执着的行为价值追问，都在抵抗或消解这种知识精英的魅力。就在同一批小说里，一些志得意满的知识精英们被安置进略显突兀和夸张的死亡结局中。《欲望的旗帜》里一把年纪的贾兰坡教授带着情感上的暧昧和内心中的困惑跳楼，却栽到了楼下寡妇的阳台上；《桃李》中的法学界大腕邵景文的尸体被情妇耐心地割了一百零八刀；《荒芜之旅》中在1990年代初就拥有硕士学位的张逊在纵情于肉欲和赌博的刺激后死于车祸。相似的是，北村在《最后的艺术家》里将堕落而茫然的艺术家们扔进了重症和疯狂的绝境，但与《欲望的旗帜》或《桃李》等小说不同的是，北村对知识分子的安置以信仰的确认为终点站，在某种意义上，这批艺术家的皈依就是回避。邵景文们在市场时代的答卷显然无法令人满意，章永璘——张贤亮发表于1984年的《绿化树》中的知识分子——用几何知识仅能争取到让罐头筒多盛些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精神世界的饥饿或恐慌可能造成更为持久且剧烈的痛感。思想史或文学史的研究者都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个难以概括出共识的时代。知识话语分散为各个相互孤立的单元，“同一性已经不存在了，统一的思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的话语……在知识话语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已经荡然无存了”[2]。自然而然地，价值判断也难以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以往的‘价值立场’产生怀疑和困惑，知识界和文化界一度出现‘阐释的焦虑’和‘失语的惶惑’。如何阐释目前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态，采取何种价值立场与话语体系，知识分子角色功能的转换等话题，成为90年代文化界关注的焦点。”[3]邵景文们的张狂、惶惑和暴亡，都是价值认同无法安放的表征。
这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的一个简要而又必要的背景。说简要，是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不仅只有同步性地思考时代的一面，还有如宗璞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花费三十余年完成的《野葫芦引》长篇系列、李洱的《花腔》、格非的《人面桃花》等其他主题。涉及知识分子叙事的线索，可以追溯到当代文学史中杨沫的“《青春之歌》三部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等名篇，这个名单的丰富性足以引人注目。说必要，则是考虑到科幻小说内在的现实性及其与主流文学的关联性，这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必要环节。众所周知，达科•苏恩文对科幻的界定就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4]詹姆斯•冈恩也强调，科幻小说“一向与大众思潮和公共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它与主流文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高垒深沟：“科幻小说既是文学，也是通俗小说，既可以预言，也可以推测；科幻小说可以严肃地思索问题，并期望受到严肃的对待。”[5]西方科幻小说发展史清晰地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的呼应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科幻遵从现实主义的叙事法则，新浪潮运动带动科幻进入现代主义，而1970年代末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又成为科幻写作重要的动力资源。[6]呼应与融合同样在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中上演，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80年代末，“中国科幻最重要的收获，是将社会现实题材纳入科幻小说的创作范围之内，同时又吸收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题材文学的成果”[7]。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同时期相同主题的文学创作，是探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知识分子想象的起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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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
吴岩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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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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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夕的《伤心者》体现了与《欲望的旗帜》《桃李》或《沧浪之水》等小说相似的情绪。《伤心者》以科幻的视角进入了市场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也可以将此理解为对《欲望的旗帜》等小说的承继与补充。作者除了将自己的名字赠予小说主人公，还特意将科幻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小说创作的时间统一到1999年。这表明，小说有强烈的对所处时代发言的愿望，甚至不需要增添多少科幻的佐料。主人公何夕所提出的“微连续理论”，几乎就是小说科幻色彩的全部，而这轻描淡写的五个字，却是一百五十年后大统一场理论方程式诞生的源泉，直接通向宇宙秘密的终极揭示。“微连续理论”的问世过程而非其巨大的理论能量，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线，而理论的重量与其提出者经历的悲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主人公何夕不曾享受到“微连续理论”带来的丝毫荣光，终身穷困潦倒。深爱他的女友最终投入了成功人士的怀抱，关心他的导师无奈地放弃了援助，只有贫困而不识字的母亲成为他最后的依靠，这位二十年都说不出话的理论天才在母亲去世两天之后就在精神病院里孤独地死去。叙事者何夕如此激愤，甚至悍然忽视了某些情节设置所必要的合理性。例如，为何主人公何夕不顾巨大的经济负担而执着地要出版自己的成果？发表论文这条可选择的路径为何被包括导师在内的所有人忽略了？一百五十年后的大科学家何宏伟居然跑到一幢“正被推倒”的旧楼之中发现《微连续原本》，这难道不与大侠在深山中发现武学秘籍如出一辙？小说安排的伤心之旅指向这样的认知：绞杀或湮没了天才理论家何夕的，就是由各种制度、话语、规则和价值判断构成的整体氛围。“是否有用”是这种氛围中通行的价值判断尺度，《微连续原本》所包含的理论价值因超出了其时代的理解能力而一文不值，作为导师的刘青承认，“我不知道它能用来干什么”，“我们的研究终究要获得应用才是有意义的”。[8]实利化的价值判断几乎埋葬了“微连续理论”，也几乎逼疯了《沧浪之水》里曾自诩清高的池大为。写出《微连续原本》的何夕在科幻小说中绝非个案。在王威廉的《野未来》中，物理系的研究生马征震惊地发现，初中毕业的科幻爱好者赵栋居然靠自学超过了自己的学识：“你说的很多东西我才刚刚接触，我觉得你比我导师说得还透彻。”[9]可赵栋同样无法被体制接纳，普通的知识个体只能消解在充满幻想和隐喻意味的奔向未来的姿态之中。《伤心者》的何夕和《野未来》的赵栋延续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叙述的部分想象，但这些困顿的天才还不是同期科幻想象中的知识分子主角。
明甲砺器，牧宇耕星。深邃幽暗的太空才是科幻小说钟情且擅长的领域，这也到了刘慈欣“三体”系列隆重登场的时刻。这部思考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前途与命运的三部曲涉及众多知识领域，曲率驱动、能量镜面、引力波广播、宏原子核聚变、概率云、低光速黑洞、死线等科技想象名词和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猜疑链、思想钢印、黑域计划、回归运动等文明状态描述，都把注意力的光源集中到了知识分子形象之上。“三体”系列中的重要人物，除史强外基本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至少拥有特定的知识背景的人员。以第一部为例，直接导致人类与三体文明遭遇的叶文洁是天体物理学家，她的丈夫杨卫宁是红岸基地的总工程师，女儿杨冬是物理学家，父亲叶哲泰和母亲邵琳都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汪淼是主攻纳米材料的应用物理学家，在刘慈欣其他的科幻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丁仪是理论物理学家，三体文明也设有“科学执政官”的职位。读者发现，连一众次要人物也都有明确的专业身份：申玉菲和魏成这对形式上的夫妻分别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被叶文洁的护卫拧断脖子的ETO降临派成员潘寒是生物学家，红岸基地政委雷志成是天体物理专业出身的、当时少见的知识分子政委，甚至连作战部普通一员、在小说中仅露了露脸的徐冰冰都拥有计算机专家的头衔。知识分子或拥有鲜明知识背景的人物继续在随后的“三体”系列小说中挑起大梁，第二、三部中的核心人物罗辑和程心，前者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后者拥有航天发动机专业的博士学位。或许科幻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知识分子人物不足为奇，因为这种文类必须含有科学因素，但值得关注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聚集的方式：他们共同朝向一个宏大主题。这与《桃李》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毋宁说，“三体”系列中的知识分子活动逻辑更像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革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必然出现在某个历史远景中的命题展开。
总体历史蓝图再度复活、逐渐明晰。叶文洁、汪淼、罗辑、章北海、程心等人的思想、观念与作为，都关乎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命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问题。人类如何在宇宙中生存的叙事主题如此宏大，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革命小说中保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成长细节，就显得细琐且无须兼顾了。《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恋爱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摆脱旧价值观而成为党的忠诚战士的过程，随着恋爱与革命在相互隐喻中推进，原先林道静钟情的北大国文系学生余永泽很快失去了魅力。他的小资产阶级做派被同样出身于北大的青年学生卢嘉川身上的革命气度击败，在青年知识女性眼中，由一位多情骑士和饱学才俊，迅速地蜕缩为一双猥琐的小眼睛。投入时代洪流的成就感冲垮了日常的安逸和情调，但这样的细节不是“三体”系列所在意的。作为罗辑梦中情人的具化，庄颜是大史动用政治组织力量找来的，又成为政治组织推动罗辑不断参与总体历史建构的重要砝码，她是对情节推动颇为关键的符号，却难言有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复杂性格或情绪。毕竟，罗辑的丰功伟绩足够扣人心弦。他领悟到“黑暗森林法则”的真相，在人类太空战力被“水滴”彻底摧毁后成功地建立起“黑暗森林威慑”，在三体文明入侵地球后成为地球抵抗组织的精神领袖，又主持研发曲率引擎为人类文明的存续保留了可能。罗辑的一生就是不断回答人类文明能否被拯救、如何拯救、是否值得拯救等大问题，这完全超出了《欲望的旗帜》《桃李》等小说里的知识分子的能力。围绕着这些大问题的，是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曲率驱动、回归运动等需要详细说明和演绎的概念，而非眼波流转、辗转反侧、执手凝噎、睹物思人等传统文学所熟悉的细节。邵景文们陷于功名利禄的焦虑、迷惘或痛苦，在罗辑面前显得轻若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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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未来》
王威廉
中信出版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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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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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为纸，时间为墨，如此宏阔的气度适宜于对本质性问题的想象追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活动半径，在科幻领域中突然向光年尺度、宇宙范围跃升，纷纷指向许多“本质”或“真相”的想象。有研究者指出，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科幻作家，“无论从作家群体的年龄跨度、教育背景、个人经历，还是作品的主题、形式、文字风格、表现手法、审美趣味，甚至包括他们对‘何谓科幻’这一问题的表述，都存在着看似不可通约的巨大差异，也很难找到与此前七八十年代科幻创作之间的传承关系”。[10]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又似乎延续了总体历史蓝图的叙事逻辑，只不过那时的林道静们面对的是革命的总体历史图景，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总体图景要更为复杂。这是否是一段历史的复现或延长？科学技术、文明进程、社会形态、道德判断等等都参与了宇宙尺度上的总体图景建构，这张话语之网中绝不缺乏对终极性问题的想象和思考。
围绕着人类文明能否被拯救、如何拯救、是否值得拯救等问题，“三体”系列中的知识精英们作出了各自的选择，他们的行为甚至关系到宇宙能否最终重启，比如在结尾处程心留在647号小宇宙里的5公斤的生态球。动辄天崩地裂、星光灭绝的场景已经远超过革命时代和市场时代知识分子的关注范围，但“三体”系列绝非个案。许多作家期望能借助科幻想象把握宇宙的终极性规律，“大统一”理论是刘慈欣、何夕等人笔下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所在。何夕的《伤心者》宣称天才理论家何夕提出的“微连续理论”导向“大统一场理论方程式”的诞生，人类从此拥有揭开宇宙终极规律的钥匙。刘慈欣的《朝闻道》《微观尽头》《坍缩》等都涉及了大统一理论，《坍缩》中的顶级科学家丁仪直接创立了统一场论，他带着一批知识精英和物理学专业出身的省长共同见证了宇宙的坍缩和时光的倒流。《微观尽头》里一批科学家在撞击夸克的过程中观测到宇宙反转现象，这证明了“超统一方程”的正确性。《朝闻道》大统一模型中，以丁仪为代表的地球顶级科学家希望得到宇宙终极奥秘的真相，但被拥有此终极知识的“排险者”以“宇宙中文明世界的最高准则之一”“知识密封准则”严禁向低级文明传授高级知识为由拒绝了。在揭开终极真理的神秘面纱的巨大诱惑之下，丁仪等人决定以生命为代价，让“排险者”传授终极真理后再毁灭自己。“排险者”应允之后，真理祭坛前聚集了包括物理学、宇宙学、数学、生物学、经济学、史学等学科的全球知识精英，“宇宙大统一模型”作为人类渴望的终极物理知识登场，它缓慢而庄严地从物理学家们的上空移过，这些知识精英随即化为上升的火球。“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是文明的最终目标和归宿。”[11]“宇宙大统一模型”代表了人类知识界对宇宙奥秘的渴望，现在，至少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可以摘到这颗物理学皇冠上的明珠了。
致力于寻找能统一说明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四种相互作用力的理论模型的“大统一”理论，虽然能解释宇宙间所有物理现象，但也必须承认宇宙间所有现象并非全是物理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科幻小说所涉及的宇宙真相或本质性认知，超过了“大统一”理论的覆盖范围。比如何夕《平行》里的托尼教授全身心投入“时间本质”的研究，王晋康的《生命之歌》中知识精英们苦思如何破解生命本质之谜，刘慈欣在以“三体”系列中，除了揭示出宇宙社会学的黑暗森林法则，还展示了丰富的探索向度。在他的《镜子》中，气象模拟中心的工程师白冰拥有一台具有终极容量的超弦计算机，计算机的镜像模拟软件能够在原子级别上模拟整个宇宙、检索到宇宙中的每一个细节；《诗云》号称已穷尽所有诗歌的可能——这已经是地外高等文明的艺术爱好者而非人类知识分子的所为；《梦之海》干脆借助来自外星文明的“低温艺术家”之口取消了科学的复杂性：“当探索进行到一定程度，一切将毫发毕现，你会发现宇宙是那么简单，科学也就没必要了。”[12]“低温艺术家”的逻辑就如同《微观尽头》中的夸克撞击试验一般：微观尽头是宏观，科学深处是简单。宏观与微观、复杂与简单的对立统一在刘慈欣的想象世界中多次排演，这也预示着知识分子对未来总体图景的参与和描摹，少不了再从仰观宇宙之大回归俯察个体之微。毕竟，总体图景与个体感知之间的张力曾经醒目地出现在知识分子叙述的历史中。
王晋康的《生命之歌》既包含知识分子对生命属性的本质化想象，又将这种想象导入到个体感知的范畴。北大教授孔昭仁和他的女婿、生命科学家朴重哲先后发现了以乐曲形式存在的“生命之歌”：“宇宙中最强大、最神秘、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咒语，是生物生存欲望的传递密码”[13]，播放“生命之歌”能使智能获得生命必需的冲动本能，从而跨越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区隔，由智能机器跃升为新的生命物种。就此意义上说，孔昭仁教授缔造了从元元开始的机器文明，也重设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界线。类似的逻辑在江波的《未来史记》中同样上演，如马明华教授之于人工智能“哪吒”，王十二教授之于“哪吒”的升级版“天元二”。《哪吒》和《天元二》讨论的终极性问题，并非仅是人类生命与人工智能的区隔。获得生命的人工智能即将摆脱附属者的地位，新的身份区隔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有的主体身份的颠覆：“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强大的机器看成是人类的延续。它们虽然和人类截然不同，是一个崭新的物种，却继承了人类文明的荣光。或许有一天，它们会把自己称为人类，而称呼我们这样古老的物种为造物主。”[14]更令人担忧的是，马明华教授创造的人工智能生命体已经为人类擘画了更为合理和高效的未来，可这个未来将经由一个血腥的核战争阶段方能降临：“如果按照我的方案在中东进行一场核战争，人类世界将进入一次大混乱，或许会引起六千万人口丧生。但此后世界将迎来长期和平。”[15]问题是，谁愿意成为那六千万之一？持传统人文价值立场的马明华教授只能对人工智能动之以情，却无法晓之以理。总体经验是否有权力取缔个人的一切，这是现代以来知识分子时常困惑的问题。“总体经验是否取缔了个人的一切——不可重复的个人经历、难于分享的内心秘密、汹涌的激情或无名的惆怅? 信念坚定地认可一个遥远的阶级归宿之后，个人的多愁善感就是一个可耻的罪过吗? 从阶级政治的范畴抛入美学领域，这个问题还从未得到令人信服的处理。”[16]新出现的问题在持续漫延，孔昭仁、马明华、王十二这些教授创造的人工智能是否拥有主体资格？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是否有权以群体的名义决定个人的一切隐私乃至生死？这些问题迅速又被新的想象场景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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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王晋康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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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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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超强的知识储备、分析、计算和生产能力，人工智能迅速崛起，其能量已经远超普通的人类知识分子。人工智能“天元二”毫不客气地提出，人类可以放弃思考的能力：“现在人类也到了这个节点上，智力是一种多余的东西，把需要智力的地方交给我就行了。”[17]放弃思考的权力不会自动开启躯体狂欢的时代，毋宁说“天元二”的提案可能隐藏着另一种追问：思考都可以替代，那躯体还有什么保留价值？历史、阶级、美学、身体之间的纠缠曾经如此复杂，科技的进化图景是否将抹平这些困惑？何夕的《浮生》里，已经以纯能形态存在的生命摆脱了死亡的约束，“竞争、好奇、炫耀、尊严、艺术、审美……这些在过去亿万年里将人类送上进化之巅的行为正在变得无足轻重”，“合作早已失去意义，纯能生命的交流变得无比纯粹和简捷”[18]，知识分子届时已早成标本。刘慈欣眺望未来深处时，看到的场景是个体和群体这对二元组合的消失。《欢乐颂》宣告：“文明在时空中走过足够长的路时，个体和群体将同时消失。”[19]历史是否又重新指向了总体化的归宿？
从机器人的出现到纯能形态的生命形式，个体的本质属性想象与躯体形态的丰富变化紧密相关。没有具身感的“天元二”忽略了躯体隐藏的巨大能量，而许多困扰的滋生都能溯源到躯体上。科幻想象对身体的凝视饱含发现与疑惑，“身体的解剖学结构、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和看待世界，我们的认知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20]。总体蓝图和个体感知的博弈往往通过身体彰显，比如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分子能否接受集体如厕或沐浴，能否按照革命的要求将躯体与思想同步工农兵化。“身体看似自成体系，实际上却极端难以捉摸。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已知条件，而是社会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21]数字虚拟时代为个体身躯的诸种变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躯体、数字技术、虚拟空间、现实环境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的组合方式。
1997年，王晋康《七重外壳》的问世引起了不俗的反响。这篇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庄周梦蝶”的古老命题在网络虚拟时代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什么是真实、是谁的真实、如何辨认真实，这些问题将通过一对知识分子的专项测试得以讨论。中国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甘又明和他名列美国最杰出青年科学家之列的姐夫斯托恩·吴相约，由前者挑战后者主持的虚拟技术，即通过中介物“外壳”进入虚拟世界后，是否能不借助外力而识别出虚拟技术营造的环境和真实环境。知识分子间的这次智力游戏，很快转变为日常细节与虚拟系统的博弈。对虚拟系统破绽的发现，可以来自短时间大量饮水却没有丝毫尿感、所见环境和人物等与记忆的差异、描述一个人时的口吻和情感偏向等细节，在此过程中，甘又明更多地倚仗观察、感觉、记忆或日常推理，而非他的计算机专业知识。问题意识的重量已经大幅超越了技术知识。比起《七重外壳》，白丁的《云球》更彻底地建设出一个虚拟世界，即利用量子计算机虚拟出“云球”——相对于地球的镜像存在。地球研究所的一班科研人员发现，由于云球内文明演化消耗了大量资源，整个科研项目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终止的风险，这推动了地球人与云球人之间的意识交往和互动。人终于以意识的状态在虚拟空间内与自己的造物实现交流，传统意义上的虚拟世界既可以与现实世界平行，也能嵌入现实世界的运行。在陈楸帆的《荒潮》中，来自虚拟世界的能量已经可以明显影响到现实世界，垃圾人小米被病毒感染后演化出“小米0”和“小米1”两个主体，“小米1是她无法概括的存在，在那个漫长的黑色雨夜，如神灵附体般降临这具肉体，并全面掌控它。它仿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尽管她们共享意识与身体，但小米0更像是搭乘顺风车的过客，对于小米1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法理解，更无从干涉”[22]。变为跨越生物与机器界限的赛博格形态的小米，介入了硅屿中外来资本、本土宗族、环保人士等多方势力的纠葛。出生于硅屿的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陈开宗既是小米的暗恋对象，也见证了小米的经历。许多时候，陈开宗已不单纯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情感立场，都更像是融入了这个重回故土的国际化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和情绪感受。
无论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中活跃的程度有何差异，这些涉及宇宙或是个体的深层次想象，都与知识分子的喜好和习惯有关。考察了这批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半径之后，必须意识到即便是在一些知识分子形象缺席的小说中，也无法脱离浓郁的知识分子叙事的色彩。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充满隐喻地将宇宙的本质和医院画上了等号，“现实即叙事”“科技即诡异”“记忆即是痛苦”“生即是死”“患者即是医生”等诸多表述表明了某种贯彻小说始终的思维，这种逻辑的终点就是“医疗即宇宙”。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医院三部曲”都将宇宙压缩到了医院之内，或说将医院扩张到了整个宇宙之中。“每颗星球，每个文明，也都以医院的形态呈现……我在群星间飞行，忆及在C市就医遇到的种种奇事，心想也只能用‘宇宙医院’才能解释了。”[23]“医院三部曲”的叙事方式和美学趣味是其想象的知识分子属性的最好证明，这种“缺席的在场”的方式，也曾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作品里的知识分子形象中上演过。有研究指出，表面上看知识分子题材和其塑造的文学形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已经完全衰落，但知识分子正面形象仍旧在以各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形态存在着,并不断延伸到文学的各个领域，许多工农兵形象的审美意识出自典型的知识分子趣味，宛如换上了工农兵服装的知识分子自画像。[2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也可作如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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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史记》
江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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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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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时代的价值焦虑与道德困惑，到科技时代的宇宙生存法则、主体标准更新、现实虚拟互动、赛博格化躯体等，知识分子形象参与并表述出诸多问题的界限的变迁，他们在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回顾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许多名作，很多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分析，似乎都在这些科幻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上体现出来。
鲍曼将“立法者”与“阐释者”分别对应于知识分子的两种典型的身份：前者是对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隐喻，认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得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后者是对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贴切描述：“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25]“立法者”的威严在尊重科学想象的合理性的科幻小说中得到了充分演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江波等人的“硬科幻”写作中都有大量的理工科知识精英，他们致力于终极性的想象及其实践；“阐释者”的努力大规模地体现在对特定科技想象的解释上，知识分子的解释发生时就是阐释者上场时。“立法者”和“阐释者”既是不同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志，也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融为一体。古德纳就认为知识分子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特殊的阶级，这个新阶级一方面与控制着社会经济的集团展开博弈，另一方面又携带着新的垄断统治基因。“新阶级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解放者又是精英主义者……它提供了一条脱离传统的途径，但它自身也孕育着新的统治的种子。新阶级以垄断真理，并使自己成为真理的守护者开始……它已默默地创立了一个有知识、有见地、有洞察力、能反思的新特权阶级。”[26]刘慈欣的《赡养人类》直接展现了未来世界由知识垄断产生的阶级分化，即知识分子成为终极垄断者的可能。能承受超等教育昂贵费用的人的大脑将被植入超级计算机，轻松地实现知识、智力乃至审美能力上的跃升：“完成超等教育的人的智力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层次，他们与未接受超等教育的人之间的智力差异，就像后者与狗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同样的差异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比如艺术感受能力等。于是，这些超级知识阶层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其余的人对这种文化完全不可理解，就像狗不理解交响乐一样。超级知识分子可能都精通上百种语言，在某种场合，对某个人，都要按礼节使用相应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在超级知识阶层看来，他们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就像我们与狗的交流一样简单了……”[27]这条路的尽头，最终形成集知识分子和富豪等身份于一身，一人成为一个阶级的“终产者”。“终产者”形象的出现，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批判性的浮现，尤其是当知识分子“最好被理解为许多冲突的压力和身份的中心，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结构”[28]之时。当然，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本身也应是自省的对象。
新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批判自省的正确？“三体”系列中清华大学教授罗辑的经历似乎就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补充和超越。从罗辑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使命开始，他几乎没在重要判断上犯过错。罗辑曾是个耽于感官享乐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一度女友一周一换，连名字都来不及记住。他曾坦白自己“胸无大志”“玩世不恭”，“这世界上很难有什么东西让我在意”。[29]罗辑直接对联合国秘书长萨伊表达自己的不满：“你们政治家动辄奢谈全人类，但我看不到全人类，我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人。我就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担负不起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只希望过自己的生活。”[30]可是，曾令人哭笑不得的罗辑最终成长为近乎神的存在。面壁计划、执剑人、地球抵抗运动精神领袖、曲率驱动引擎飞船研究计划后期领导人、冥王星地球博物馆的守墓人，一度受同行鄙视、不被政府组织信任、不被民众理解的罗辑最终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尽管质疑或反对罗辑的行为都被历史所否定，但这种质疑本身就没有正当性吗？马克•里拉在考察哲学与政治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时疾呼：“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人类的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潜能，并使得我们放弃自己的首要责任，亦即控制内心的暴君。”[31]罗辑宽容了民众的排斥甚至侮辱，但罗辑保证判断始终正确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有可能出现两个罗辑？更重要的是，罗辑的逻辑是否可以复制到其他的语境中？
罗辑虽然历经千难万险，揭示了包括宇宙生存法则在内的诸多真相，但他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他科幻小说出现的危机，没有人能担保罗辑都能解决。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能用宇宙社会学原理处理吗？瘟疫或致命病毒的突然爆发，是否需要以星际飞船为解决方式？全球生态危机，能照搬黑暗森林威慑吗？躯体的赛博格化甚至纯数字化，又是面壁人或执剑人的深虑和坚韧能应对的吗？能未被看见的问题可能更具震撼性，“在叙述分析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不是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而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那些在叙述构架中压根儿没有被提到的东西”[3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想象中，未来的分裂状态常被忽略。相对于林道静们和邵景文们，科幻想象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并非一个共同的现实。宇宙的终极面相、文明的星际生存、个人的主体资格、躯体的多重形态等等，这些趋向某种命题的终极性的想象，无法共存于某个空间的历史之中。
历史就此在未来中分岔。活动于其中的知识精英们，恰似分属于不同的平行世界。与不同世界中的现实对话，自然产生不同的身份意识和价值认同。余英时在梳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要形态的“士”时，认为应重视“士”的社会属性和超越可能：“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33]这实际上是强调知识分子在与社会现实的对话中生成自我意识。历史发展如拥有广阔空间，科幻中的知识分子想象也将在未来生机勃勃。王晋康的《生命之歌》中，人工智能元元回答其父孔教授“谁做这个世界的领导”的疑问时，就把主动权交给了历史：“听凭历史的选择。”[34]历史既波诡云谲又面向星辰大海，宛如茨威格的感叹：“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历史本身。”[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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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吴静 译
译林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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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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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生荣：《所谓教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3]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4][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史类型》，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5][美]詹姆斯•冈恩：《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姜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页。
[6][英]爱德华·詹姆斯、法拉·门德尔松主编：《剑桥科幻文学史》，穆从军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
[7]吴岩主编：《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41页。
[8]何夕：《伤心者》，《伤心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9]王威廉：《野未来》，《野未来》，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03页。
[10]王瑶：《混乱中的秩序：90年代-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创作(上)》，《科普创作通讯》2014年第1期。
[11]刘慈欣：《朝闻道》，《时间移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12]刘慈欣：《梦之海》，《乡村教师：刘慈欣科幻自选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13][34]王晋康：《生命之歌》，《生命之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119页。
[14][15]江波：《哪吒》，《未来史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96页、110页。
[16]南帆：《小资产阶级：危险的美学与日常情调》，《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
[17]江波：《天元二》，《未来史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150页。
[18]何夕：《浮生》，见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再见哆啦A梦》，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10、212页。
[19]刘慈欣：《欢乐颂》，《时间移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页。
[20]陈楸帆：《虚拟现实将把人类带向何方》，《后人类时代》，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38页。
[21][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2]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页。
[23]韩松：《医院》，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78页。
[24]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5][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6][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蔡嵘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27]刘慈欣：《赡养人类》，《2018》，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28][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29][30]刘慈欣：《三体•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页，187页。
[31][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32]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3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35][奥]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序言》，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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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旋涡：当代文学认同叙述研究》
陈舒劼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目录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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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三棱镜·李修文
李修文｜万物格我记
张执浩｜他的苦于赞美之诗——李修文印象记
徐 刚｜“自我”的辨认、诘问与反抗——李修文散文论
文学史新视野
陈思和｜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当代性
陈舒劼｜在历史的延长线与平行线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
韩 亮｜论波德莱尔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以海子、张枣为中心的考察
新作快评
阎晶明｜集合优势力量的小说总攻——关于陈彦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张 莉｜文学教育与青年写作者的成长——从《耘：每当有人醒来》谈起
李 振｜以断裂致敬“断裂”的师承——魏思孝和郑在欢的小说创作
思潮与现象
邱 健｜新诗创作与翻译：重返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之争
许道军｜创意写作的“他山之石“与“中国路径”
作家作品论
王兆胜｜中国文心的现代重塑——王尧散文随笔的特点及其意义
李 蓉｜ “神性”及其“下移”:论陈东东诗歌的“身体性”
张 陵｜怎样读一部如歌如诗的“唯美”小说——储福金长篇小说《直溪》随想
陈义海｜幻想与荒诞的变奏——育邦诗歌创作论
田振华｜拨开历史的褶皱——评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东京梦寻录》
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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